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人文交流對學術合作的重要性
人文交流對學術合作的重要性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長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
尊敬的各位同仁：
今天，非常榮幸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討論。在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們與他人合作的能力非常重要，這些合作包括跨學科、跨民族、跨文化和跨語言的合作。如何通過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zhàn)，正是當前我們需要討論的重要話題。
2021年7月，我有幸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出席的中英雙邊會議。在會上，我注意到2020年中英研究人員合作發(fā)表了19000篇論文，這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比整個90年代高出6倍，也說明我們兩國校際間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漸廣泛、國際視野愈發(fā)融合。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蘊含著人與人合作的小故事，它們匯集起來共同構成了中英兩國研究合作的大故事，這也充分表明了兩國對新知識的追求和對世界積極影響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今天我想談談這一驚人數(shù)字背后的那些中英兩國杰出的研究人員，他們密切合作，朝著共同目標邁進。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科學合作的推動力逐步增加，沒有絲毫放緩的跡象。對國際出版物數(shù)量的分析表明，中英兩國在科研合作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竟是什么在推動這一合作呢？有人認為，科學學科專業(yè)化的不斷提高，意味著研究人員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才能取得重大進展。這種需求通常只能通過知識共享來滿足，即使是規(guī)模最大、綜合性最強的大學，也不具備應對世界面臨的緊迫挑戰(zhàn)的所有專業(yè)知識。同樣，一些學科對儀器需求越來越復雜，而且往往體積龐大，即使是資金最雄厚的大學也很難為同步加速器或粒子對撞機找到安裝空間。因此，我們越來越多地在全國和全球范圍內(nèi)共享資源。所以毫不奇怪，如同與倫敦大學學院合作發(fā)表一樣，大型強子對撞機的所在地——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也經(jīng)常與北京大學的同行合作發(fā)表文章。很早以前，中英大學領導就在鼓勵聯(lián)合發(fā)表文章，這樣能夠提高文章被引次數(shù)和學校在全球的排名。從引文影響力方面來看，倫敦大學學院與中國大學的合作明顯優(yōu)于我們與英國本土大學的合作。頂尖期刊論文發(fā)表量方面，在上海軟科的排名中，倫敦大學學院與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并列前五。但這些都只是工具價值和衡量指標，也許大學領導比我們這些研究人員更在意這些指標。
研究人員意識到，團隊合作能夠取得更大進展，所以他們通常會放棄獨立研究，而選擇與他人合作。因此，盡管學術界會對卓越的個人成就給予認可和獎勵，但我們最偉大的獨奏家也更愿意成為管弦樂隊的一員。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要求研究人員減少對學科邊界的考慮，而接受其他領域的想法，那么我們也應該與信任的伙伴一起，讓彼此高校間的邊界更小一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放棄那些使我們的高校與眾不同的品質(zhì)和特點。大學組織結構和文化傳統(tǒng)的差異，促使研究人員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事實上，正是這些不同的角度對我們的國際合作產(chǎn)生了強大的促進作用。正如每年大學為城鎮(zhèn)發(fā)展注入了年輕的血液，合作可以帶來富有智慧的新想法。
通常情況下，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促進研究人員的合作，因為大家認識到我們正在風暴中的同一條船上。諸如聯(lián)合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等的外部框架對于促進合作就很有幫助。中國和英國在多項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中處于領先地位，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人員能與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的同事并肩站在中國北方平原的麥田里，一起研究提高糧食安全的新技術。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人員能與香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同事，一起研究癡呆癥療法。
如果我們的研究人員找到了共同目標，那么我們的機構是否也做好同樣的準備呢？或許值得考慮的是，一個機構的使命是否反映了它在學術界的合作傾向。自2021年我加入倫敦大學學院以來，我與同事們一直致力于制定新的戰(zhàn)略。身為其中的一員，我對我校的愿景和使命有了很多思考，我們的使命是建立伙伴關系從而改變世界。大學應該是一個積極促進教師合作、學生合作和伙伴合作的地方，是一個教育、研究、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的結合地，一個解決全球問題的學科聚集地。對于倫敦大學學院來說，考量一個戰(zhàn)略的成功與否，要考慮到它能否減少校內(nèi)外人員建立合作關系的障礙。所以，開展有意義的合作是我和同事們思考的重點。
大學與合作伙伴間的障礙通常在行政層面，盡管具有一定復雜性，但仍是能夠解決的。沒人能說清楚法律問題、監(jiān)管差異問題、官僚主義問題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但經(jīng)驗豐富的管理人員應當最小化這些問題。有些障礙是更高層次的，例如文化差異、語言障礙、研究重點不同、雙邊資助有限，這些不是棘手的問題，但需要用更長的時間來解決，而且需要雙方的良好意愿才能實現(xiàn)。如果中英大學能夠在過去20年里奠定的堅實基礎上深化合作，共同減少這些障礙，那這將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我談到了合作的許多價值，以及各機構應如何支持國際伙伴關系，從而對世界產(chǎn)生有意義的影響，但我還沒有談到國際合作最重要的好處。前面我曾提到19000篇論文，每一篇背后都蘊藏著成百上千次人與人的交流，這些交流可能在實驗室、餐廳、或者是通過ZOOM會議和電子郵件，但這些交流會比任何獨立研究項目產(chǎn)生的交流更持久，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會成為終生的友誼。正是由于這些個人交流和友誼建立起的網(wǎng)絡，中英合作研究將迎來美好的未來。更重要的是，這將推動中英人文交流持續(xù)發(fā)展。英國有100多所大學，而中國有3000多所，因此有時人們會說，英國的研究機構可能還不夠多，不完全具備與中國的合作能力。然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的研究人員一定能夠發(fā)揮全部能力，建立有意義的、持久的友誼。
謝謝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邀請我參加這次論壇年會，很可惜我今年不能來到中國，我希望以后有機會和大家面對面討論。如果我們團結合作，我們一定能戰(zhàn)勝疫情。謝謝！
【本文系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長Michael Spence 6月26日在2021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主論壇上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