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光才｜一個學科與其專業(yè)組織共同發(fā)展的軌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三十年發(fā)展歷程
摘 要：2023年是高等教育學納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fā)布的學科目錄40周年，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創(chuàng)立30周年。30年來，專委會一直倡導和持續(xù)關注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和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其間發(fā)生的研究主題轉向，雖然帶來了理論研究弱化、研究議題彌散等問題，但也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空前繁榮。推進學科建設是專委會的責任與使命，必須追隨和牢記老一代學者的學科使命感，堅持學科自信與理論自信，以有深度的理論研究與體系建構，將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或再學科化推入新階段。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的前身是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1992年12月，在高等教育學納入國務院學位辦學科目錄即將進入第一個十年之際，廈門大學舉辦了第一屆“全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研討會”。會上，潘懋元先生提出動議，主張建立“一個專門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組織”，得到與會者的廣泛贊同。于是，圍繞該組織的設立，會議迅疾組建了籌備組。經過大半年的籌備，1993年10月19—22日，第二屆學科建設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與會者就該研究組織的命名、宗旨與運行展開了充分討論，并通過了章程，宣布“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正式成立。研究會成立之后，在1993—2005年間，先后組織七次會議，加上廈門的預備會，共召開了八屆學科建設研討會，隨后以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學術年會的形式實現常態(tài)化運行。2005年，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下屬的二級分會，研究會正式更名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
一、倡導理論研究是專委會持續(xù)關注的議題
專委會的成立，得益于潘懋元以及劉佛年、朱九思、汪永詮、余立、薛天祥等老一輩學者的開拓之功。尤其是潘懋元先生，對專委會的成立與快速發(fā)展可謂功勛卓著。1993年成立大會的會議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理論體系”，在大會上，潘先生便明確了學術立會的宗旨，提出創(chuàng)會的目的在于加強各培養(yǎng)單位之間的交流、組織與培養(yǎng)工作，凸顯了研究會作為全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與交流的中介樞紐功能和作用。加強理論研究，探索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定位、屬性乃至理論體系的建構，應是研究會持續(xù)關注的議題。學科理論體系建構是潘懋元先生念茲在茲的心結所在，早在廈門籌備會上，他就提出了個人關于高等教育學科的基本認識，認為高等教育學是屬于教育學下的分支學科，具有應用即服務于實踐的取向與屬性；因為涉及領域、對象與議題較為廣泛，它又具有學科群性質。針對學科合法性所關涉的理論體系建構議題，潘先生提出學科發(fā)展過程中存在相互聯系的三個體系的觀點，即理論體系、知識體系（經驗體系、工作體系）、課程體系。立足當時學科發(fā)展與理論研究的現實狀態(tài)，他審時度勢，提出應該把知識的積累即知識體系建構作為重點，認為高等教育學科發(fā)展雖然已經越過了初創(chuàng)階段，但還處于發(fā)展階段，尚未進入成熟階段。潘先生強調，探索高等教育活動的一般性規(guī)律、建構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必須作為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最終目的，也是研究會持續(xù)開展工作的目標。
研究會創(chuàng)辦之初的幾屆學術年會，討論的主題聚焦于學科建設。1995年汕頭會議的主題為“在新形勢下需要重新認識的基本理論問題”，會議重點探討了學科理論體系建構的進展，同時關注當時因為形勢變化而出現的相關熱點問題，如“211工程”、素質教育、課程教學、聯合辦學、招生考試和教師隊伍等，研討議題逐漸趨于多樣。1997年天津會議的主題為“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如何更好地為高等教育發(fā)展改革服務”，會議的重點依舊為學科建設與理論體系建構議題，但針對當時學科體系建構中出現的抽象探究傾向，潘先生特別提醒：理論研究不能坐而論道，要做到求真與求用結合，重視理論成果的轉化；強調要著重開展有關高等教育體制、高等教育思想和教學改革方面的研究。這再次凸顯了他一貫堅守的理論研究要服務于實踐、高等教育學學科具有應用屬性的基本主張。
1998年的煙臺會議，大致代表了研究會研討主題風向的轉變。在當時一度由信息技術和因特網興起所帶動的全球“知識經濟”風潮涌動中，考慮到高等教育即將面臨的巨大社會背景變革，在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qū)高級專員王一兵的動議下，當年會議確立的主題為“知識經濟與大學教育的發(fā)展和改革”。會上，潘先生認為，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如何適應社會變革和服務社會，應成為研究會關注的核心議題。他提出，圍繞會議主題，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不同層面的具體問題。不必強求集中于某個問題開展討論”。由此開始，學術研討會的定位逐漸走出原來聚焦學科理論體系建構的小眾偏好，研討主題大為拓展，開始更多地結合高等教育的形勢變化與現實需求。在世紀之交，我國高等教育規(guī)模正處于全面擴張初期，快速發(fā)展也引出了眾多新的問題，特別是規(guī)模、結構、質量與效益等問題。于是，諸如大眾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大學精神、招生并軌與收費制度、高等教育財政、高等學校辦學體制等眾多議題逐漸受到研究會的關注。由此，研究會的研討主題開始走向綜合化，關注議題領域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具有面向政策變革與現實實踐的應用取向。
2001年，研究會在華中科技大學召開換屆大會，此次年會參會人員規(guī)模超過了200人，會議上潘懋元先生卸任理事長，由楊德廣教授繼任。卸任后的潘先生始終關心研究會工作的開展，特別關注它在學科建設與理論體系建構中的獨特作用。針對年會主題的日趨綜合化和研究應用色彩的日趨濃厚，他不時對新一屆理事會給予提醒和點化。如于2005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換屆大會上，作為名譽理事長的潘先生在大會致辭中提道，“近年來，高等教育應用研究的味道較濃，而從學科角度出發(fā)的理論研究有所弱化，專業(yè)委員會（當年“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正式更名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筆者注）如何進一步明確定位，特別是如何體現與其他分會的區(qū)別，需要大家深入思考”。2010年12月，專委會在上海師范大學召開了新的換屆大會，楊德廣教授卸任，由張應強教授繼任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潘懋元先生在此次大會的開幕式與閉幕式上先后做了講話，他寄語新一屆理事會，提出“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視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也要注重理論研究和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應堅持‘兩條平行軌道有所交叉地前進’”的要求。
如此不難體會潘先生對專委會的角色期待，特別是在研究方向日益多樣化和應用色彩日益濃厚的背景下，專委會如何能夠堅守創(chuàng)會初衷，在推進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和理論體系建構中發(fā)揮獨特作用，成為潘先生關注的重要問題。在2011年石河子大學年會召開之前，潘先生也對張應強理事長再次提出了如何明確學科定位和應對理論研究弱化的問題。是故，當年年會的主題確定為“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與挑戰(zhàn)”，參會人員就“如何評價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水平，開創(chuàng)新局面”展開了大討論。事實上，盡管專委會年會的主題范圍與風格有所變化，但30年來圍繞學科定位、理論體系建構與方法論的研究，始終是每年會議都會涉及的話題，只是在特定政策變化背景中，它不斷地得以凸顯，甚至形成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發(fā)展中的一種特有的焦慮與憂患意識。例如，在2008年于宜昌三峽大學召開的年會中，周川針對高等教育研究理論性不足問題，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學是應當時的社會需求而‘早產’的，具有先天營養(yǎng)不良、發(fā)育過程催熟等特點；……體系多于問題，感想多于實證，假說多于學說，發(fā)表多于積累，寫作多于研究”。2009年在云南大學召開的年會中，董云川認為，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功利化取向，問題意識與方法規(guī)范不足；李均則認為普遍存在研究“重問題、輕理論；重宏觀、輕微觀；重現實、輕歷史；重國內、輕國際；重追隨、輕前瞻”的傾向；高耀明則揭示了研究中存在的關注熱點、過于明顯的政治與行政導向、缺少理論、微觀研究不足等問題。與此同時，伴隨國務院學位辦出臺的按一級學科管理的政策調整，由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知識碎片化與理論研究不足問題所引起的反思與爭論也達到了巔峰。在2011年會議之后，學界圍繞高等教育學是學科還是領域，它的學科屬性是多學科、跨學科，是經典學科、現代學科，是教育學下屬分支學科還是一級學科抑或是交叉學科等問題，展開了大范圍的討論與爭鳴，這場討論至今還在延續(xù)。
二、客觀評價專委會早期主題聚焦與轉向的歷史效果
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確不同于一般教育學，無論在研究對象、活動內容還是方法規(guī)范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這也是為何多年來人們圍繞其學科歸屬與定位聚訟不斷之緣由。但是，拋開不同時期人們的主觀意圖，單純從歷史客觀效果角度來審視，潘懋元先生在早期將其定位于教育學下的分支學科，應該說有其發(fā)展階段的合宜性。作為一個開創(chuàng)性學科，從無到有，由于缺乏更合理的參照，以教育學為參照框架，至少在短期內為學科立足或合法性創(chuàng)造了條件。與其他傳統(tǒng)學科先有相對成熟的理論體系，再有規(guī)范的課程體系的情形不同，高等教育學則是在理論建構尚處于探索階段之際，通過借鑒一般教育學的既有框架和相對成熟的課程體系，在短時間內就形成了比較規(guī)范的培養(yǎng)方案，開設了諸如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管理學、比較高等教育、中外高等教育史、大學課程與教學等課程，從而迅速培養(yǎng)了大批高層次的專業(yè)人才，為后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人才基礎。至于研究會早期對完整理論體系建構的探索，雖然在今天還是一個難題，但它在建設初期至少為學科基本理論框架的建構奠定了基礎，也為培養(yǎng)方案與課程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合理化依據。
自1998年煙臺會議后，專委會對學科理論體系建構議題的研究的確有所淡化，而更重視開展圍繞現實問題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研究。如今來看，這一轉向的確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潘懋元先生所憂心的理論研究弱化問題，還有研究議題愈加彌散，研究的政策導向性與熱點關注有余，而持續(xù)性的聚焦和深度研究不足，知識日趨碎片化而不是體系化，多學科介入與交叉以及方法多元導致傳統(tǒng)學科建構所必要的邏輯線路更加不清晰，不同領域或方向各行其是，甚至出現裂變和分家的趨勢……，如此等等。也正是這些內部因素以及外部政策環(huán)境的影響，一度導致了2010年后關于學科危機與危機意識的大討論。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轉向其實也正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短時間快速發(fā)展和空前繁榮的動力源。面向實踐和圍繞形勢與政策需求的研究，拓展了研究主題與資源，擴大了參與的群眾基礎，使研究隊伍迅速擴張。如果說作為學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學在中國的誕生，用鄔大光教授的說法是“堪稱奇跡”，那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擁有如此龐大的隊伍規(guī)模，一度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則可以稱之為“奇跡中的奇跡”了。故而，從歷史效果角度來評價，我們不難想象，沒有這一轉向，高等教育研究或許還依舊滯留于小眾性的理論偏好，是否有這種奇跡的發(fā)生也未可知。
目前，在我國高校，擁有高等教育學碩士或博士學位授權點的單位究竟多少？2023年通過對專委會理事摸底調查，粗略統(tǒng)計約有80所，其中博士授權點約40所，這些學位點單位的專業(yè)教師隊伍粗略估計有900多人。該數字雖然并不精確，但大致反映了目前學科布局與隊伍規(guī)模的基本輪廓。當然，如果把非學位點單位的專業(yè)研究人員納入統(tǒng)計，則規(guī)模更為可觀。與此同時，專委會的影響也不斷擴大，年會的參會規(guī)模由最初50多人到如今800多人，至少在體量上體現了學科與學術共同體的共同成長，也多少實現了潘先生要求專委會充分發(fā)揮交流、組織與培養(yǎng)作用的創(chuàng)會初衷。當然，我們不否認學科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潘先生關于從學科角度開展理論研究弱化的問題，這也是目前專委會責無旁貸要面對的難題。
三、推進學科建設是專委會的責任與使命
經過40多年的發(fā)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題、方向或領域已經得到全面拓展，學科內部甚至出現了分工與分化格局，如研究生教育、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經濟與管理、高等教育評價、高等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如此等等。研究層次由早期相對宏觀轉向中觀與微觀，跨學科與交叉學科研究特征日益突出，研究風格與方法取向愈加多元。相較于創(chuàng)會初期，專委會要發(fā)揮其組織與交流作用，開展學科理論體系的探索將面臨更多的困難。一個基本的理性判斷是，即使在今天，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恐怕依舊處于潘先生早期所認為的發(fā)展階段，還遠未達到成熟階段。在此，姑且擱置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屬性，如是經典學科還是現代學科、是一級學科還是交叉學科等議題。我們認為，在推進學科建設和完整學科理論體系建構的道路上，專委會需要持續(xù)倡導開展如下工作。
第一，繼續(xù)加強宏觀層次研究。中國特殊的文化、制度與體制，決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無法回避國家宏觀政策變化的現實。在越來越復雜和多變的國際環(huán)境中，如何能夠以超前眼光，結合經濟社會、人口結構、科技與國際政治關系變遷，主動開展有前瞻性的理論與政策研究，以更好地服務于高等教育發(fā)展與變革形勢要求，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是高等教育專業(yè)研究者的社會責任所在。然而，由于政策多變、周期短和熱點過于變幻莫測，研究者如果缺乏基本的定力和適度超越的立場，宏觀層面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從而難以對國家與社會層面的體制性和系統(tǒng)性難題有深度理解和把握，更無法為重大問題解決提供理論與專業(yè)支撐。如周川教授所言，在今天，宏大主題的研究依舊不可或缺，要體現其“登高望遠與正本清源”的境界。適度超越，就需要研究者能夠立足全球視野和本土意識，對現實中存在的根本性與系統(tǒng)性問題展開自主性、反思性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并對既有政策效應做客觀評價和理性分析，以扎實可信的成果來引導輿論，進而影響決策和決策執(zhí)行過程。
第二，全面豐富中觀與微觀層次研究。鄔大光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點應該從系統(tǒng)層次轉向中觀與微觀層次的組織研究，“以具體的實踐為基礎構建對高等教育學的理論認識”。中微觀層次研究具有兩個面向：一是通過立足日常現象或經驗觀察，開展大量問題取向的理論探究，以此來全面豐富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二是服務于實踐者的研究，為行動者提供可供選擇的理論裝備。中微觀層次研究的核心關注，在于人的發(fā)展需求、人的心智結構以及人的行為方式，唯有聚焦于“人”，方能透視組織及其制度運行通暢或不暢背后的底層邏輯，進而由下而上揭示其與宏觀系統(tǒng)之間的勾連。中微觀層次研究的質量，取決于人們對現實問題的敏感性、數據采集和信息的豐富與精確程度，以及研究方法和工具使用的合理性。近年來，高等教育研究領域出現了方法日益多元、研究工具愈加精致的傾向，這無疑是一個向好的趨勢。但是方法和工具必須服務于有價值的問題研究，它不僅是真問題，而且富有思想與理論的啟發(fā)性或實踐參考價值。我們不得不反思現實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即方法至上主義——徒有方法與形式的精致，但研究內容與結論卻極為平庸。
第三，加強自我研究。回顧40多年的非凡歷程，高等教育學學科取得快速發(fā)展的訣竅，既在于外部環(huán)境的現實需求所提供的動力，更在于學術共同體的開放包容。因為開放，才有了思想的包容與多學科的融合；有思想的爭辯、實驗乃至競爭，才有持續(xù)的知識創(chuàng)新與積累。知識不是理論的同義語，它往往具有情境化乃至個人化意味。而理論則具有去情境化的抽象性，它未必是普適性的，但至少是范式意義的共識。然而，沒有理論取向的知識積累，就不可能有理論的生產，更不可能達致學科理論體系建構的目標。是故，我們倡導高等教育領域的專業(yè)研究者能夠適當聚焦，發(fā)揮各自專長，以跨學科視野，在特定領域或方向乃至特定主題上開展長期持續(xù)的深度研究，形成不同領域與方向的知識積累與探索性理論建構。只有這樣，才能如張應強教授所言，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或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才具有其集體“整合”的可能性，進而逐漸展現其多層次、多類別但彼此之間又存在有機聯系的理論輪廓。
在此同時，我們尤為欽佩部分甘于坐冷板凳的學者。他們長期持續(xù)開展高等教育學史以及學科理論的元層次研究，承擔有關基本概念的澄清、相互關系的邏輯推演與理論體系構建等工作，為高等教育學科理論大廈的探索性構筑打下基礎。
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與理論體系建構，需要專委會發(fā)揮其作為合作交流平臺和樞紐的作用，加強學科點之間的溝通。一方面，集結眾多有專長有積累的學者，探索理論的整合研究，另一方面，則需要通過調查研究、經驗交流和共享，在培養(yǎng)方案與課程體系建設上逐漸形成基本共識。尋求學科人才培養(yǎng)的共識，這本身也是完善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構成部分。2006年，在浙江師范大學與北師大珠海分校，專委會前理事長楊德廣教授曾組織召開了兩次針對高等教育學碩士與博士學科點建設的專題會議，全國高教機構協(xié)作組也曾多次組織會議研討，該項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與深入。
2023年是高等教育學納入國務院學位辦發(fā)布的學科目錄40周年，也是專委會創(chuàng)立30周年，40年的學科建設過程發(fā)展迅速，留有潘懋元及其他前輩學者們的深刻烙印，30年的專委會壯大歷程則是一個交織著興奮與焦慮乃至陣痛的過程。回首過去，尤為值得我們去追隨和牢記的，是老一代學者的學科使命感；展望未來，則需要我們堅持學科自信與理論自信，以有深度的理論研究與體系建構，將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或再學科化推入一個新階段。在這樣一個極具有紀念意義的年份，謹以此文緬懷潘懋元先生以及其他前輩，也與幾代學術同行共勉。
作者簡介：閻光才，教育學博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理事長，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刊載于《浙大教育學刊》2024年第1輯
